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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(三)

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(三)

 

钱理群

  现在,回想起来,退休后的十二年来,我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青年,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,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见的一个深化和展开。

 (一)“沉潜十年”

 “真正有志气的青年,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,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,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。真正有力量、有自信的人是不会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”,“要沉潜十年”,“沉潜到民间、底层,沉潜到生活的深处,生命的深处,历史的深处”,“沉潜十年,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,而‘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’(鲁迅语)。无论个人,还是国家、民族,都是如此。”[参看本书《我们需要农村,农村需要我们—中国知识分子“到农村去”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》一文。]

 (二)“认识脚下的土地”

 “我们现在面临‘釜底抽薪’的危险:当人们,特别是年轻的一代,对生养、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,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,厮守其上的人民,在认识、情感上产生疏离感、陌生感时,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仅是物质的,更是精神的家园”,“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,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机: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,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,成为无根的人”,“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,因此想发出一个呼吁: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!”     

(三)“想大问题,做小事情”

 “这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,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、激进,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,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”,“这样做,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,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;同时这样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,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,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。

 而在内心世界里,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命瞬间的踏实感。”这正是所谓的“低调的现实的理想主义”:“想大问题”即是坚持大的社会关怀、人文关怀、底层关怀,这是对前辈理想主义的继承;但“坚持和平、渐进的改革,着重点滴的力量,从小事做起”,这又显示了新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特色。

(四)“静悄悄的存在变革”

当下中国社会,特别是年轻一代,普遍存在焦躁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,又不甘于无所事事,怎样摆脱这样的困境?“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,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。以建设你自己,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”,我们“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、道德观念,自己行动起来。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里,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、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;在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,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时,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、自助助他的新伦理;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,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,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的志愿服务;在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,我们这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,努力生活在真实里”。

 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。“我们所做的一切,都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,它就具有内在的力量,现在我们又组织起来,形成集体力量。只要我们做得好,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,就会像滚雪球那样,不断扩大。从改变自己的存在,到改变周围人的存在。”

 (五)“健康地、快乐地、有意义地活着”

 “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由‘物质主义’的时代向‘后物质主义’的时代过渡的历史转折期,也许现在许多人还是延续着物质主义时代的思维与习惯,沉迷于物质与欲望的‘小时代’,但有思想、有觉悟的青年,应该看到时代发展的新趋向,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,更自觉地追求健康、快乐、有意义的新生活。”“鲁迅还有一个说法,就是‘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’”,“健康地快乐地活着,幸福地度日,背后有一个幸福观的问题,核心是如何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”,“有意义地活着,合理地做人,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,核心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,群体的关系”。“健康地、快乐地、有意义地活着,讲起来容易,实际上内涵很丰富,需要我们去研究、琢磨,更需要我们去实践。” 

 不难看出,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,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。这是我这个“30后”与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共同话题,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。好多青年朋友都对我说,这些命题都成了他们的座右铭,我听了也很高兴。

 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: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“清华大学”和交通大学讲学,我开了两门课,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。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,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。

 因此,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,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,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。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,以“80后”为主,也有“90后”、“70后”、“60后”的。他们开始和我交流,还有些拘谨,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近了。我发现,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。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,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国民党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。

 而两岸的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,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,相近处就更多。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,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,用不着提防,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。因此,我在课程结束后的《感言》里,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:“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,在我的心中,在大家心里,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: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,这么一段时间里,我们这么一群人,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,互相触动,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。因此,我们应该相互感谢。”

来源:《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》,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