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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(一)

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(一)

钱理群

   我出生于1939年,按今天流行的说法,应属于“30后”那一代。我最感自豪的是,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,都有生命的交集。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即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,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与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。

  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,经过一番曲折,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。那年我正二十一岁,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,都属于“40后”。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,在南京、北京等大城市长大,小学、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,自己也是以当作家、学者为追求。

   因此,一下子到了最边远,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,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,可以说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,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:如何面对现实?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?又如何坚持?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,但冷静下来,就作出了此后决定我的一生的选择: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,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;但是,面对严厉的现实,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。

   我一到贵州,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:进入贵州大山,就别想出山。我曾经想考研究生,但由于家庭出身,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。这样,我就必须作好长期(甚至一辈子)待在贵州的准备。

   那么,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?情急之中,我突然想起了“狡兔三窟”的成语: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。首先是“现实的理想”,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只要我努力,就可以实现的理想。

   于是,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: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,学校对我多有防范,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;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,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。于是,我决定就以“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,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。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,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,与学生同吃,同住,同学习,同劳动。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,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,我们一起学习,逛街,踢球,爬山,演戏,办壁报,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,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。

   几十年后,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,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,首先想到的就是我,前几年我到贵阳,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。更重要的是,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,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,感到了生命的意义,获得成功感,享受着教师的快乐,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。也就是说,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,只是把它作为一个“现实条件不具备,需要耐心等待,作长期准备”的“未来的理想”。因此,在学生睡觉以后,我又挑灯夜读,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,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《鲁迅研究札记》,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“回到北大讲鲁迅”的梦。

  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,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,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,最终回到北大讲台,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。回顾这段历史,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“40后”的学生,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,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,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,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。

   但我与“40后”青年学生的交往,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: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我就被打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“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”里的“小牛鬼蛇神”。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,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!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,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,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,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。

   “文革”开始在批斗我时,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,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,说了一句“上纲上线太高,不符合实际”,就被打成“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”的“现行反革命”,她想不通,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,压力更大,就投湖自杀了。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,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:“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,与生俱来,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;为什么偏不甘寂寞,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,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!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?!——我终于发现,并承认:在无辜的青年面前,我有罪!从此,这年轻人的尸体,这有罪感,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。”在我与青年之间,永远横亘着一座“压在心上的坟”。

  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,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“文革”“造反”队伍,因此走出学校大门,走向工厂、农村,以至兵营,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,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。

   于是,大概在1974年左右,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,有学生、知青、工人,还有社会青年,年龄在二十岁上下,都是“50后”了。我们这个小群体,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,“文革”后期是相当盛行的,研究者将其命名为“民间思想村落”。

   这样的民间聚集,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。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: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,但最终却发现,“文革”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“官僚主义者阶级”的问题,“文革”中产生的以“四人帮”为代表的“新贵”很坏,面对“文革”进入绝境的现实,我们就面临着“中国向何处去,我们(我)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我和我的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的学生这三代人,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;而在我们的观念中,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,因此,提出的问题是:“中国—世界”与“我们”向何处去?与此同时,我们又意识到,当“文革”陷入危机,也是一个转机: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;当然,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,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,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、以什么方式到来,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。

   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。这就意味着,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;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、地位—边远地区、社会底层的、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(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,都是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“半大孩子”),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,就只能偷;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、鲁迅的书;而且读书,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,就有风险:后来我们才知道,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,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,而且“文革”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,甚至被处以极刑的。

   对此,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:夸大一点说,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,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。当然,我们一起读书,也不全是如此严肃,毕竟都是年轻人,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、朗诵、爬山、游泳、做游戏,甚至谈恋爱。后来,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,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:“更难忘,娄山湖畔(这是我所住的地方),登吟《井冈》(指一个雪天的早晨,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,齐声朗诵毛泽东的《井冈山》);陋室聚首,鲁迅文章;朝来暮往,笑语喧堂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,眼前烧饼和清汤。”可以说,我和“40后”、“50后”两代青年的交往,是真正的理想之交、生死之交。

 

 来源:《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》,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